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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企在华战略的三个重要变化

我们需要旗帜鲜明地稳定外资,充分发挥政策优势、发挥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,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,重视包括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“大制造业”,相应地调整“稳外资”的政策重心。

外企在华战略的三个重要变化

过去十年,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冲击。先是人民币实际汇率显著升值、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,之后是中美关系的剧烈调整,2020年初以来又有疫情冲击,以及在此过程中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压力大增。

在这些冲击的合力之下,外资企业纷纷调整战略,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进程实际上早已开始,外资企业在中国总体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也发生了重要变化。新时代条件下,这也是思考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现实背景。

01

从外循环为主转向内循环为重心

21世纪头十年,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不断上升,外资企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不过在第二个十年中,外资企业在外循环中的作用明显趋于下降。

2008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全部出口中占比接近60%,2021年末,该占比则降至了34%。

换一个视角,从金额规模来看,2014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金额就达到了1万亿美元,此后就徘徊不前、陷入停滞。

而同期内资企业的出口规模大幅增长了74%。过去十年中,内资企业在出口当中的作用明显上升,而外资企业的作用明显减弱。

从纵向视角来看,外资企业从外循环为主转向内循环的趋势更为明显。

2006年,外资企业的出口商品销售额达到5638亿美元,是其在中国国内销售额的7倍。此后外销与内销的缺口不断缩小,尤其是2011年之后,外企出口规模陷入停滞,同时外企内销金额保持稳定的上升势头。

到2016年,外资企业的内销金额达到9267亿美元,第一次超过了出口金额。此后外企在国内销售规模继续保持更快的增长势头。2020年,外资企业的国内销售已经达到1.45万亿美元,大幅高于出口金额55%。

因此从空间布局来看,在华外资企业的战略已经从in China for world转向了更多的in China for China ,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把国内市场业务作为主轴。这种新形势,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02

产业投资中心从制造转向服务

近年来,关于制造业外资撤离中国的担忧逐渐上升。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也确实出现了下降。

2020年制造业领域FDI下降了12%。2020年受到疫情冲击可能有特殊性,但是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,制造业领域FDI较上年下降了14%,也是负增长。

从规模来看,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,从2018年的412亿美元,分别降至2019年的354亿美元、2020年的310亿美元。由于制造业FDI占到整个工业FDI的85%左右,工业FDI也有同步的降幅。

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,制造业FDI下行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基本一致。

2006年至2011年期间,中国工业GDP占比进入平台期,2011年之后该占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。

因此,制造业领域FDI投资增速下行是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相伴随的长期过程,而非近年来的新现象。

早在2011年,制造业FDI达到了521亿美元的峰值后,就开始呈现下降趋势。另外在过去20年中,制造业的FDI占比也一直在下降。

2011年以来,工业在全部FDI中的占比已经从48%降至25%。可以说,2019年、2020年制造业FDI的下行,总体上是过去下行趋势的延续。

与制造业形成鲜明对比,服务业FDI在2019年、2020年增速分别为11%、13%,相应地,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分别为953亿美元、1072亿美元。

服务业FDI增长完全抵消了制造业FDI的下降,因此FDI总体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。

2011年到2020年,服务业在FDI中的占比从50%上升到74%。金额规模也从583亿美元增加至1072亿美元,实现了大幅扩张。这与制造业FDI的萎缩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但是也要注意到,部分外资高科技制造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一定挤压。

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,美国政府对本国企业使用各种行政手段、管制措施,对盟国企业使用政治攻势和长臂管辖威胁,禁止这些企业向中国出售高科技产品、以及禁止其将高技术生产环节、研发能力转移到中国。

另一方面,国内出台产业政策、科技创新政策,瞄准重点领域就是要从中低端尽快实现突破,实现补短板和练长板。

在此背景下,部分在华外资高技术企业担忧“高不成、低不就”, 担忧陷入美国限制政策和中国本土企业追赶的“前后夹击”的囧境。这种担忧也导致部分外资企业处于观望状态。

03

服务业投资从传统走向未来

如果继续对服务业FDI进行细分,可以发现其快速增长的两个重要背景。

背景之一,和制造业产业升级有关。

在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,2011年到2020年期间,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FDI投资,从84亿美元增长到266亿美元,增长了217%。

再如,信息传输、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FDI,从27亿美元增至164亿美元,增长了509%。

又如,科学研究、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的FDI,从25亿美元增加至179亿美元,更是增长了630%。

这些服务业的FDI投资大幅上升,直接推动、支持了相关制造业的产业升级。

我们在看到制造业FDI下滑的同时,也要看到这些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。尤其是科学研究、技术服务业FDI的快速上升,为中国强化制造业体系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。

背景之二,服务业FDI的快速扩张和中国消费需求升级有关。

过去10年,外资对传统服务业的投资热情下降:住宿餐饮业的投资出现停滞,房地产投资在波动中出现下滑,文体和娱乐业投资也呈现下降。

与此同时,外商投资积极响应了消费需求升级:卫生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FDI增长了204%,金融业的FDI增长了239%,教育业的FDI更是增长了70倍。

这也和中国服务业在相应领域的准入逐渐放开有关,而这些政策的推进也是适应了中国消费升级的需要。

总而言之,我们需要胸怀天下、海纳百川,旗帜鲜明地稳定外资,充分发挥政策优势、发挥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,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。

同时也要注意到,外资越来越强调in China for China的战略 ,过去10多年以来,外资参加中国外循环的重要性明显下降,同时更大程度地参加内循环,尤其在2018年之后进一步强化。这不仅表现在国内商品销售业务快速上升,而且也表现在FDI更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。

这也意味着稳外资的政策着力点需要进行相应调整。

在过去, 中国吸引外资更多靠生产端的优惠、跨境商品和投资壁垒的减少,从而推动外资依托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,做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,进而吸引更多外资。

而现在, 中国吸引外资、稳外资的政策着力点,在于理顺国内行政管理在空间上的统一、时间上的一致性,同时更多依托于国内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,发挥世界市场的优势,从而在新形势下实现吸引、稳定外资,并且发挥外资在人才、技术等领域的持续溢出效应。

与此同时,我们也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制造业FDI的萎缩,重视包括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“大制造业”,并相应地调整“稳外资”的政策重心。

一方面, 需要从中国发展阶段来客观看待制造业FDI的萎缩,理解这是发展阶段变化、居民消费需求转型升级带来的供给侧变化。

另一方面, 也要看到制造业FDI萎缩背后实际上是制造业产业升级、制造业服务化的结果。这体现为外资在科学研究、技术服务,信息传输、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领域FDI的快速增长。

2021年1至11月,高技术服务业FDI增长20.8%,显著高于全口径FDI的增速和制造业FDI增速。FDI的这种结构调整,适应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。

在此基础上,我们要改进对“制造业”的理解, 将统计核算、经济政策的关注点,在“传统制造业”基础上扩展到“制造业的服务化” “生产性服务业”领域,把科研、技术服务等支持传统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纳入到“大制造业”的范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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